第1次例會引言：當前性別研究的理論瓶頸與婦女運動的行動困境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性別研究室

當前性別研究的理論瓶頸與婦女運動的行動困境
（2010.01.05師大性別研究社群第一次例會引言）

地理系吳鄭重副教授

這是一個歷史的時刻，一個讓人心浮動，夾雜著恐懼與希望的關鍵時刻。在法國女性主義先驅Simone de Beauvoir的性別經典之作《第二性》出版60年後，師
大性別研究室（暫稱）在通識中心的穿針引線之下，即將正式成立。我要引述後女性主義理論家Donna Haraway在〈賽博格宣言〉（A Cyborg Manifesto）一文中開
頭的一段話來描述我現在身處師大「第二」會議室的心情：

本文試圖建立一個忠於女性主義、社會主義和唯物主義的諷刺政治神話。或許比膜拜和認同更虔誠的信念就是褻瀆。褻瀆總是必須非常嚴肅地看待事物。……褻瀆是在道德多數之中依舊堅持社群的必要。褻瀆不是背叛。諷刺則是將不相容的事物聚合在一起所產生的緊張衝突，因為它們都是必要且真實的，所以即使透過辯證之途也無法化解成更大的整體。諷刺是幽默和嚴肅的遊戲。它也是一個修辭策略和政治手段，一個我在社會女性主義陣營當中視為無比光榮的事情。在我諷刺信念和褻瀆中心的正是賽博格的意象。（Haraway, 1991: 149）

各位想想，通識教育（不是通識課程）作為一種反學科規訓（anti-disciplinary）的教育理念，透過開設性別課程的會議平台，迸生出師大性別研究社群這個既非正式系所、亦非研究中心的「雜種」，進而開始鬆動國立台灣「正常」大學（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的父權規訓傳統，這是多麼諷刺、多麼有趣，而且多麼神聖的事情。在這個所有事情都微型化的後工業資訊時代，我們也期待性別研究和婦女運動在師大能產生有如「量子革命」般的連鎖引爆。

這種在結構縫隙和生活縐褶中拉扯，以順從作為抵抗的柔軔力量，不僅是女性特有的生命智慧，也是台灣社會長期以來的生存之道。但是，容忍不是鄉愿，退讓不是懦弱。用法國社會學家Michel de Certeau（1984）的話來說，它是弱勢多數（the marginalized majority）的生活藝術，一種在情境之下迂迴前進的戰術操作。法國哲學家Henri Lefebvre在《日常生活批判，卷一》中曾經引述Hegel的話，「熟悉未必了解（the familiar not necessarily the known）」，並進一步指出，越是熟悉的事物，反而因為日常反覆的神祕化過程，變得越難了解（Lefebvre 1991: 132）。日常實踐的性別關係，亦是如此。因此，師大性別研究室的任務之一就是要「問題化」既有正常／不正常的性別邊界（不論是生物的或是社會的性別概念），代之以有如母體宮籟般流動體現的性別想像空間，讓台灣社會的意識荷爾蒙能夠更加混雜和交融。

接著，我想用我如何踏入性別研究的歷程，以及兩個極不成熟的想法，作為討論的開端。首先，在過去幾年裡，我的研究主軸之一是聚焦在日常生活中身體–空間所構成的日常生活地理學上面，關注我們身體所處社會空間生產過程的政治經濟學、身體作為社會空間再生產過程的社會經濟學，以及二者之間的結構化歷程關係。這樣的研究取徑充分體現在我今年初完成的一本學術專書《廚房之舞》（2009）當中：該書從風險社會的反身現代性切入，順著公寓廚房排油煙管送出的一波波警訊，探討日常煮食作為「女性本分」的性別家務處境、公寓住宅作為「男造環境」的空間情境、廚房設備作為「家庭工業革命」的科技中介，還有三餐飲食作為「飲食工商化」的文化場域等，共同交織出當代台灣婦女的廚房生活史。簡言之，當代台灣婦女的家務處境可以歸納為公寓廚房的「家務牢籠」和「家庭毒氣室」，以及女性必須兼顧專職工作與家務工作的「生活徒刑」，而其代價之一就是每年奪走兩千多條人命，連年高居女性癌症死亡原因首位的婦女肺癌。

為了化解台灣婦女身陷公寓廚房家庭毒氣室的現代性生活危機，我在《廚房之舞》的最後一章反思各種可能的行動方案，例如仿效宜蘭厝模式的都市「『好』住宅」造屋運動、從「智慧生活屋」回歸「生活智慧屋」的住宅整合探索實驗、鼓勵男性積極參家務工作的「新生活」和「好家教」生活教育改革，以及從性別協商提升到政治改革的「好政治運」，試圖從各個面向找出可以打開女性家務牢籠的結構縫隙和可以解放婦女生活徒刑的行動縐褶。

然而，如果仔細檢視這些年來由女性主義社群或婦女運動團體所發動的各種性別協商運動，似乎都碰到一個難以突破的溝通瓶頸，那就是「可以理解，但是難以體會」的後現代迷障：不同立場和觀點的族群積極尋求群體內部的主體認同，也對彼此的認知歧異展現相互尊重的民主素養，最後演變成各自表述，溝而不通的對峙局面。這也使得許多立意良善的性別共識仍停留在理論對話的抽象層次和彼此尊重的表面贊同，但卻很難落實到日常生活的實踐層次。因此，如何在日常實作上有效突破兩性協商的障礙，將是營造兩性平等社會最迫切的行動課題之一；這也是將性別理論由後現代的差異／認同（difference/identity）泥淖向前推進到「不可能分裂」（Fission Impossible）的情境類同（situational affinity）之「大同」境界，必須突破的理論瓶頸。

為了解決上述難題，我決心投入性別研究的行列，這也是我正式參與婦女運動的思想開端。我的研究取徑是延續日常生活地理學的理論基礎，一方面從「身處空間」的社會情境切入，思考如何建構一個差異類同的性別平等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則是從「身為空間」的身心處境切入，思考如何將性別協商的社會問題內化為肢體協調的個人生活實踐課題。有鑑於上述女性主義理論和婦女運動實踐的發展瓶頸，當務之急在於建立兩性彼此能夠「設身處地」的溝通橋樑，而個人在日常生活當中的各種自我協商，可能會是建構與實踐性別協商理論的最佳場域。所以，我將先從「身為空間」的性別協商體現開始，逐步建立性別協商的一般性理論（general theory），以作為婦女運動和社會實踐的理論基礎。

一、性別協商的配對競賽理論：側體交換的運動實踐（Outline of a Match Theor y of Gender Negotiation）

由於日常生活地理學的最大貢獻之一就是它將空間生產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延伸擴大為身體再生產的社會經濟學分析，讓傳統社會學的巨觀–微觀對立和傳統地理學的人地關係有了新的內部連結：身體不僅僅是體現社會關係的空間場域，我們還可以透過各種適應妥協的操作方式，重新形塑出一個迥異於國家／資本意識型態的社會關係和生活環境。也就是說，「改造世界，改變生活」的革命理念，有可能透過日常生活的文化革命，達到過去必須流血衝突才能夠實踐的社會理想。

於是，在性別協商的議題上我開始思考如何應用日常生活地理學的概念，將個人的身心處境作為兩性協商的社會平台？又因為我是天生的左撇子，可以充分體會到在以右利為主的東方社會當中，作為一個「肢體第二性」的各種不便和壓迫。但是正如美國女性主義理論家bell hooks（本名為Gloria Jean Wakins）在《女性主義理論：從邊緣到核心》（1984）一書中所言，受迫大眾的劣勢處境，其實也隱含許多有利的迴旋空間和特殊視野，是優勢主流者不易察覺和運用的結構縫隙和行動縐褶。例如：我可以用右手寫字、左手打球；用餐時總是右手拿筷子、左手拿湯匙，又快又準；打電腦時也可以輕易地左右手互換使用滑鼠（甚至雙手同時使用兩隻滑鼠）；在日本和英國可以迅速適應和台灣汽車相反的右側駕駛；甚至在桌球、羽球、棒球、籃球1等側體運動競賽當中，因為左手持拍或投球的姿勢而獲得有利的競爭優勢。這讓我想到，可以運用左、右手（左、右腦）在日常生活
的慣用習性，作為模擬與探討兩性關係的社會情境（社會分工、性別分工和社會實體生存發展的內外關係），然後利用側體交換的情境營造，特別是在運動賽局（sport games）的遊戲脈絡中，構築出性別協商的內在空間和實踐場域，讓男女兩性都必須面對和正視從左右自我協商到人我彼此協商的兩性議題，然後再將這種「異地而處」的協商經驗，擴大和放回真實生活中的各種情境。這時候，原本「可以理解，但是難以體會」的性別協商障礙，就有可能轉化為兩性溝通的實踐橋樑。那麼未來要進一步推動各種性別協商的社會工程，將會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或者反過來想，如果左右手交換的自我協商都無法實踐，那麼我們又如何寄望兩性之間的性別協商可以達成？

簡言之，這項研究試圖從女性主義政治學家Iris Marion Young「像女孩那樣丟球」的性別體現情境出發，運用女性主義社會學家Judith Butler承認身體的物質性前提但是利用「變裝」來顛覆性別認同的社會展演概念，將兩性關係拉回法國心理分析學家Julia Kristeva所謂父權象徵秩序之前母體想像宮籟的主體流動狀態。然後藉由英國臨床心理學與醫學教育學家Chris McManus對於左右腦和偏手性的側體性概念，回應早期意識流作家Virginia Woolf認為每個人身體內部都同時具有男性和女性氣質的陰陽同體假說，以及晚近跨生物、科學哲學、女性主義、文化研究和後結構理論的跨界學者Donna Haraway以「賽博格人」混雜融合的差異類同概念挑戰傳統女性主義的身分認同主張。接著，我又進一步結合社會學家Norbert Elias的形構社會學理論和人類學家Marcel Mauss的身體技術觀點，打破從數理經濟學家John von Newmann和John Nash以降賽局理論試圖以父權思維的經濟理性涵蓋所有社會互動關係的偏狹意識。最重要的是，我嘗試透過一系列側體運動（lateral sports）的行動研究，將性別分工的社會關係拉回個人身體內部、團體內部人我之間，以及人類群體與外部環境之間的身體–空間動態情境，進而建構出日常生活中性別協商的「配對競賽理論」（match theory），以作為後續推動婦女運動和營造
兩性和諧社會的理論基礎。此外，性別協商的配對競賽理論還可以廣泛應用在以社會分工為主的各種階級、族群、權力和空間關係上，也是未來性別教育、人權教育、公民教育、工藝教學和體育教學等，在概念和方法上可以借鏡的對象。

二、推動兩性平權的「單一選區兩票制：一票投男性，一票投女性」

將配對競賽理論應用在當前的婦女運動，我覺得可以將混合雙打和側體交換的性別協商概念上綱到國會殿堂／民主議事的政治制度改革上面，建立台灣民主歷程的新里程碑。簡言之，就是在目前小選區的基礎之上，重新推動「單一選區兩票制」的立委選舉辦法。但是將「一票投候選人，一票投政黨」的黨、政重疊選舉制度，改為「一票投男性，一票投女性」的兩性平等參政制度。也就是在同一個選區之內，每個選民投兩票，一票投男性，一票投女性。男、女候選人分別計票，以男性候選人中總得票最高者，以及女性候選人中總得票最高者，分別獲選為該選區男性和女性的立法委員。這種看起來簡單到不行的「新單一選區兩票制」，不僅在目前的性別政治上具有開天闢地的兩性平權意涵，也是未來在各方面推動性別協商的社會改革運動的重要基礎。
有幾項理由可以說明為什麼在立法席次上，女性需要擁有足以反映女性在總人口中佔半數比例的重要性。首先，女性是社會的中道力量，也是人數最多的弱勢族群。過去在教育、工作和政治中所鼓吹的男女平等，很多都只是表面上的「機會平等」，並非真正的「立足點平等」。由於男、女在生理、心理、社會資源和文化價值各方面的處境截然不同，讓原本可以和諧共處、相輔相成的兩性共治，落入共同角逐相同席次的不公平競爭，就像將奧運的男女運動競技項目，混在一起比賽，表面上男女都有奪金擁銀的機會，但是實質上，卻毫無公平性可言。
因此，在政治參與的國會殿堂，絕對有必要率先扭轉這種潛藏在兩性之間的緊張關係，讓男性和女性的參政者必須同時尋求兩性選民的支持，但是分別在不同的性別席次裡面競爭，最後選出同樣席次的男性和女性立委，共同議事。這樣才能夠真正落實票票等值的選舉精神，實現兩性平權的普世價值。
其次，由於女性對於女性、兒童、殘障、勞工、少數族群等弱勢族群，向來都比較關心，也有較多付出；因此，修改「單一選區兩票制」的辦法，讓足夠反映兩性人口比例的女性進入國會，不僅可以保障廣大女性族群應有的權益，還可以擴大立法過程中，對於其他弱勢族群的照顧，是遠優於依照政黨得票比例增加不分區立委席次的選舉制度。再加上女性善於溝通、協調，以及比較包容、妥協的性別特質，當立法院有比較平衡的兩性代表時，整體的議事氣氛，也會更加和諧。

第三，從2008年二月首次實施「單一選區兩票制」的立委選舉投票結果來看，會發現「一票投候選人，一票投政黨」的兩票制，在全國性議題和專業能力的藉口之下，會嚴重擠壓小黨和個人的參政空間，凌駕社區與地方的實質利益。不僅造成大者恆大，甚至「一黨獨大」的政黨怪獸，這樣的選舉制度，也製造出「黨意」與「民意」的落差縫隙。試問，如果壟斷和寡佔在自由經濟體系內被視為有違公平與效率的市場怪獸，需要政府和法律加以干預和節制，那麼為什麼「一黨獨大」或是「兩黨惡鬥」會是民主政治的理想模式，又該由誰來監督制衡呢？
最後，如果台灣要成為一個成熟、穩健，多元、包容的民主社會，尤其是要在兩性關係的和諧發展上，領導世界性別政治的潮流，就應該勇於突破西方父權政治的歷史窠臼，走出台灣自己的「性別民主模式」。而「單一選區兩票制：一票投男性，一票投女性」的選舉制度革新，將是一個最好的開始。環顧馬英九當選總統之後，「酷酷嫂」周美青所締造的新女性旋風，以及民進黨在國會和總統大選雙雙慘敗之後由主張回歸民進黨素樸黨性的蔡英文當選，成為台灣歷史上第一位重要政黨的女性黨魁所帶來的革新氣息，相信未來幾年，將會是台灣從父權社會走向兩性平權社會的歷史契機。從過去西方社會和台灣目前婦女運動的經驗教訓來看，要實現這種兩性平權的「『好』政治」，光靠女性的努力是不夠的；唯有男性的開闊胸襟和積極投入，才有可能共創性別政治的里程碑，這也是未來開啟性別協商的社會改革運動，最關鍵的政治起點。

註1 嚴格來講，籃球是側體性相對較低的運動項目，但是它卻需要更多側體交換的動作才能夠充分掌握球場上瞬息萬變的敵我局勢。只是台灣長期以來偏重右側肢體的情形太過嚴重，使得多數籃球選手還是半邊發達的「招潮蟹」，只有頂尖的籃球員像Michael Jordan和Kobe Bryant等人可以自在地運用雙手。即使如此，他們主要還是以慣用的優勢右手投籃，只是雙手的交互運用讓他們在球賽過程中有更多機會突破對方的壓迫防守。